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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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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袁鹏(资料图)

在现代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19/2010》卷首语中,笔者曾用“朝来寒雨晚来风”形容2019年的国际形势。孰料2020年开年仅一个月,国际局势的云诡波谲更加让人忧心忡忡,从澳洲森林大火到美伊剑拔弩张,从特朗普弹劾案到朝鲜半岛再现变局,从英国正式脱欧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确实世所罕见,令人警醒。

这或许正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缩影。目前对这场大变局的理解见仁见智,不仅仅是因为各自的立场、站位、视野、知识储备有别,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局者迷”,我们都还处在变局之中。尽管如此,对大变局的基本面貌或大体轮廓应该可以做一些归纳梳理,以利于人们未来做更深入的探讨或观察。

首先,“百年”何解?是实数还是虚数?是一百年还是数百年?国内对此解读不尽一致。由于百年暗合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不少人认为百年就是指一百年,那就是1919-2019,从“五四运动”到现在,正好契合中国现代史。但是,中国领导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说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之前有“世界”二字,显然不止在说中国;另外,如果是指“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百年,那说明百年变局到2019年就结束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从世界大局看,1919年未必是贴切的年份来界说百年变局。那究竟指几百年呢?迄今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在内的国际战略思想界人士分别有过500年、400年、300年等等说法,完全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有的从资本主义革命算起(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有的从全球化算起(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有的从西方主导国际关系算起(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总之是彻头彻尾的“西方中心论”。学者们可以继续争论到底“几百年”才更贴切,但政治家则往往抓大放小,大处着眼,“百年”二字因此有虚指的意思,可以囊括一切争论。

但从上述种种说法来看,目前这场大变局的本质属性之一可以说是西方与非西方之变,是西方主导与非西方群体性崛起之变,是资本主义席卷全球与资本主义出现体制性危机之变。因此,对于“百年”,我的理解是既虚又实,虚实结合,既表明当下我们正在经历数百年未有之变局,也暗合中华民族正经历百年屈辱后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政治意味浓的表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表达,但如何使这一政治表达更具学术内涵,则需要学者们持续不断的研究探讨,彼此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另一关键词是“未有之”,这也是一个争议点。有学者认为,当下我们所经历的变局,论惨烈度,不比死伤千万计的一战二战,论深刻度,不比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何来“百年未有之”一说?实际上,这种比较有偷换概念之嫌。“未有之”恰恰说明了本轮大变局的鲜明特点,那就是大变局是在和平状态下发生的,是在没有发生全球性热战或冷战的背景下发生的,在量变和质变之间甚至看不出明显的界线,但蓦然回首,人们却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已经变了!有人也倾向用“未见之”,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下这场大变局是历史上没有见过的,没有经历过的。

有哪些没有经历过呢?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没有进行殖民扩张和发动对外战争的状态下、独立自主地实现和平崛起,这是开天辟地的历史性事件。依靠这种方式,中国实现了初步的崛起;面对这种崛起方式,西方有些无所适从。美国选择热战或冷战的方式应对中国崛起恐都无济于事,中国想在美国体系之外实现民族复兴也几无可能。正是面对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合作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思想理念才应运而生。

最后,如何理解“大变局”之“大”字?一般而言,人们喜欢说“数百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少在变局前加“大”字。本轮变局之所以言其大,在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威胁多元化同频共振,相互传导;在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紧密相连,互为因果;在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仍在继续,第四次科技革命却又先期到来;在于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带来的全新冲击与惯性思维、既定模式、传统管理滞后性之间的全新矛盾;在于既有国际体系行将坍塌,而新的世界秩序仍未搭建,由此给全球带来的不确定感、焦虑感和惶恐感;在于中国已经逐渐走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和世界经济舞台的前沿,而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远远不能适应这一历史性变化……

大变局需要大思路、大视野、大战略、大举措。在思想认识上,一要明确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在“百年大变局”中正处于难得的“历史机遇期”。惟其如此,才可能透过一个个乱象或个别事件串联的迷雾,看到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二要看到越是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越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恰如黎明前的黑暗,这正是两分法和辩证法。在战略举措上,要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结合起来,将任何大政方针置于百年大变局的格局中去布局和运筹。反腐、脱贫、深改、“一带一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种种大手笔正是因应百年变局的必要之举,其全面铺开难免导致资源配置一时难以做到最优,却是着眼长远立足大局的必要选择。在战略保障上,要从百年大变局的角度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看清世界“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发展趋势背后的政治本质,既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又要善于调动调整,充分发扬发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蓝图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的专题研讨栏目。

作者简介: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美国问题的政策研究,曾于1999-2000年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03-2004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著有《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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